4岁男童药店打针后身亡,追问真相比苛责家属更有意义
文彦希(重庆大学)
山东省宁阳县4岁男童因“肚子疼”就医,从上午贴膏药到下午去药店打针,再到返家后抽搐离世——短短一天,一个鲜活的小生命骤然消逝,孩子母亲悲痛到晕倒入院,如此悲剧本应让旁观者满是心疼,可网络上却响起了刺耳的指责:“没常识才带孩子去药店看病”“蠢到害了孩子”“母亲才是第一嫌疑人”。在调查尚未厘清药物是否有问题、注射操作是否合规、药店人员是否具备资质的当下,这些站在道德制高点的批判,不是“理性分析”,而是对悲痛家属的二次伤害,更是对基层医疗真问题的刻意回避。(11月1日 极目新闻)
没人比失去孩子的母亲更痛苦,也没人比她更希望知道“为什么”。从她的描述里能看到,带孩子就医的每一步都透着为人父母的焦急:肚子疼先贴膏药,不见好转就赶紧找地方再看,选择就近的药店,或许是出于“快一点缓解孩子痛苦”的迫切,或许是基于乡镇生活里“药店能看小病”的普遍认知——在很多县城和乡镇,药店与诊所的边界本就模糊,不少药店长期提供输液、打针等基础诊疗服务,这不是个例,而是基层医疗资源分布不均下的现实图景。
用城市里“药店只卖药、看病去医院”的标准,苛责一位生活在乡镇、想尽快给孩子治病的母亲“没常识”,本质上是脱离实际的傲慢,是用理想化的认知替代真实的生活选择。
更该追问的,从来不是“家长为何选药店”,而是“药店为何能看病”。
据亲属透露,涉事药店声称有证照的医生不在,实际接诊的是其家人——如果这一说法属实,那么核心问题就清晰了:无资质人员为何能从事诊疗活动?这类“人证不符”的药店诊疗行为,为何能长期存在而未被监管发现?基层医疗服务的规范边界在哪里?这些才是事件背后需要深挖的关键,是监管部门应该扛起的责任。
那些指责家长的声音,把矛头从“体系漏洞”转向“个体失误”,把本该由监管和医疗规范承担的责任,轻飘飘地扣在一位悲痛的母亲头上,这种“转移矛盾”的认知偷懒比悲剧本身更让人寒心。
现实里,乡镇家庭选择药店看病,往往有复杂的考量:可能是距离医院太远,赶去的路上孩子更难受;可能是觉得“肚子疼”是小病,药店诊疗更便捷;也可能是长期以来“药店能看小病”的习惯形成了信任——这些选择里藏着基层医疗资源可及性的困境,藏着普通家庭对“小病诊疗”的朴素认知,绝不是一句“没常识”就能否定的。
就像很多农村老人会去村口药店量血压、打退烧针,不是他们“不懂医”,而是身边能及时接触到的医疗服务只有这些。我们该反思的,是如何让乡镇居民不用在“就近”和“合规”之间做选择,如何让药店诊疗的边界更清晰、监管更到位,而不是站在道德高地上,苛责身处现实困境中的家长。
更残忍的是,这些指责完全无视了家属的情绪崩溃。孩子没了,母亲已经被悲痛击垮,躺在医院里还得面对“是你害了孩子”的恶意揣测——这种伤害,比失去孩子的痛苦更添一层冰冷。
真正的理性,从来不是在真相未明时急于“定罪”,而是保持对生命的敬畏、对家属的共情;真正该关注的,也不是家长“选没选对地方”,而是如何通过这起悲剧完善基层医疗规范:让无资质诊疗无处藏身,让乡镇居民能便捷地找到合规医生,让每个孩子生病时,家长不用在“尽快就医”和“担心风险”之间焦虑。
目前,执法人员已控制相关人员,遗体检测也将推进,真相终会水落石出。在那之前,我们至少该守住一条底线:不向悲痛的家属扔石头。4岁男童的离世,该警醒的是医疗监管体系,该推动的是基层服务规范,而不是让一位母亲在失去孩子后,还要承受无端的指责。毕竟,当悲剧发生时,共情比批判更有温度,追问真相比苛责个体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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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红网 文彦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