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志伟

随着各地大学录取通知书不断送达考生手中，高考后续工作逐渐进入尾声。9月，又将有一批满怀梦想与憧憬的青年人进入他们心驰神往的大学，也会有一批青年人因为没能进入心仪的大学或专业，选择再续寒窗。

大学，在时下被认为是改变人生命运的重要转折点。QS世界大学排名、常青藤、“双一流”、软科排名等对大学的评价比比皆是。好的大学与专业往往被认为是“有用的”，而弱势学科与大学则被认为是“无用的浪费”，似乎社会更愿意用意义与价值判断大学会带给我们什么，然而这又与我们一直所希望的“博雅教育”“通识教育”背道而驰。

如果在大学内学生只是为绩点、保研、好工作争破头，教师顶着“非升即走”的压力被迫追求量化成果，就不禁让人发出感叹：大学，有什么用？英国剑桥大学思想史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斯蒂芬·科利尼撰写的《大学，有什么用？剑桥教授为大学教育一辩》一书，正是以讨论和反问的方式详述了他关于社会对大学作用价值发挥及相关热点问题的思考。

该书通过对大学在当代社会地位的概述，特别是英国高校当前状况的历史成因、社会主流关于大学价值的争论以及作者亲历的人文学科领域的经验与教育实践，详细描绘了自大学体系出现以来，不同历史时期附加于大学的主观价值判断与希冀，并针对现阶段来自社会、政府的大学无用论进行了辩驳，希望公众作为当代复杂智力遗产的监护人，坚决守护大学这一知识殿堂及精神家园。

而今日的大学，无论是对于学生还是学校管理者本身，都陷入矛盾之中。

一方面，大学的自由在数量、社会重视程度、学科划分上不断体现，社会从未如今日这般鼓励和支持大学的出现与发展；另一方面，诸多的评价机制与经济利益导向让大学无法自治，它们从未如此需要为自己在公众中的声望和地位而辩护。

通常研究者将这些问题归咎于社会和经济的加速变革，大学的核心职能也需要逐渐改变。

相比之下，本书在认同全球化趋势下，通过对比50年前后影响大学的主要力量，提出了所谓变化仅仅是参照群体的变化，而并未减损大学的核心宗旨。

如果深入思考作者的判断，就会发现认同这些观点需要我们重新理解当代大学之价值和使命。一旦开始进行关乎价值的思考，使用英国教育家纽曼的“有用”与“无用”二元对立模式就显得尤为贴切。

从大学建立之初，这种判定模式便已然确立，人们似乎更愿意将大学为国民经济与生活服务的程度与“有用”挂钩，并将大学的核心宗旨与“有用”密切捆绑，而那些诸如人文科学之类相对不产生效益的学科，则逐渐被人们认为是“有用”教育的绊脚石。然而，采用这种论调的高等教育者一直鼓吹的却是博雅教育，即纽曼在《大学的理念》一书中提出的大学核心宗旨。

纽曼作为最先提出博雅教育理念的先驱，其著作被无数相关研究者奉为经典。对于大学的目标，应该是提高社会的智识水平、培养公众的思想、为民众提供真正的原则和明确的目标。这样崇高而富有激情的理想在后续关于辨析大学核心宗旨的文章中反复出现，不胜枚举。

在本书中，作者采用欲抑先扬的方法，先对纽曼大学理念的论断与传承进行了肯定，但提出了进一步的思考与质疑。在冷静审视了纽曼关于大学论调的理想性与局限性后，他认为，博雅教育的勾勒空洞无物，其教育效果越是激动人心、包罗万象，就越是让人难以相信一个人在十几岁时，花几年时间学习就可以获得这些美德。而纽曼为了冲破“有用”对大学的束缚，不可避免地使用大量理想化的辞藻修饰，他最后所建立的大学并未抵达这些理想，也成为了佐证。

同时，这样的解释对于思考大学之理念的知识分子、教育家、政治家的警示意义更加深刻：单纯地把大学作为满足现阶段社会发展的人才工厂，抑或当成避世潜心学术的象牙塔，都不是发展现代大学的核心思想。

大英博物馆前馆长尼尔·麦克格瑞格将博物馆的目的定义为：让人们通过历史博物领略人类发展的文明与文化，从而思考自身之于世界的意义。在某种层面上，大学与之有共通之处。

正如本书最后所说，为了加深人类的理解，大学提供了一方奋斗的园地。大学所促进的人类理解，既受到规矩约束，同时也不受限制。大学给我们带来的应该是学习技巧与行为准则，知识技能决定了我们未来的人生目标，素质思想决定了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这些影响不会随着大学的结束而终结，必将伴随我们的一生。

如果你对大学的认识还停留在排名与评价上，不妨思考一下大学吸引你的是什么？大学会带给你什么？本书虽然并未对此作出全面、深邃的剖析，但对现有研究者观点和政策假设的批判性思维为我们深入思考提供了新的思路。

（作者系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