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爱琳（西南科技大学）

125份病历中，113份病历存在对未达到手术指征、不符合手术条件、有手术禁忌证的患者实施手术及违反诊疗流程实施手术等过度医疗违法行为……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与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发布一批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其中湖北省黄石市检察院办理的某医院过度医疗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民事公益诉讼案引发广泛关注。据了解，这也是检察机关办理的全国首例过度医疗民事公益诉讼案。（4月10日 《检察日报》）

手术台上的无影灯本应照亮科学诊疗的严谨与患者康复的希望，如今却被某些机构的过度医疗行为异化为了“创收密码”。当医院救死扶伤的初衷让位于利益创收的算计，医疗行为的底线正在被悄然击穿。

超过九成病例中存在过度医疗的数据背后，是“手术指征”败给“绩效指标”的结果。部分医院科室将手术量与绩效直接挂钩，甚至出现将病床上躺着的患者视作“KPI”的荒诞景象。该涉案医院的病例显示，其不仅将不符合手术条件的患者推进手术室，甚至对有手术禁忌证的患者实施手术。此时，手术指征已被利益杠杆所撬动，临床决策也已被经济指标所左右，医疗行为的专业性受到了污染，手术台也被异化为了“收银台”。此类过度医疗行为在给患者带去额外经济负担的同时，还严重扰乱了医疗秩序。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乱象并非个别医院的“失控”，而是部分医疗机构在利益驱动下的“集体跑偏”。

医院在用过度医疗收割患者钱财时，打碎的是医患信任的“承重墙”。对患者而言，“多动一刀”可能意味着额外的创伤、引发并发症的风险，甚至是不可逆的身体健康损害。过度医疗以“治疗”之名行“盘剥”之实的行为，本质上是对患者生命权与知情权的双重侵害。当医院从“救死扶伤的圣地”异化为“商业经营地”，医生从“白衣天使”异化为“KPI完成者”之际，医患之间的信任纽带就会被逐步撕裂。近年来，医患纠纷中因过度医疗引发的投诉占比逐年上涨的数据，正是这场信任危机的显化表现。

过度医疗之所以能够成为行业潜规则，根源在于医疗体系的创收机制弊端。部分医院面临着财政补助不足的问题，被迫依赖业务收入来“自给自足”；监管存在滞后性的同时，对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不够等因素，共同将过度医疗变为了医院的“创收密码”。

要破解此类困局，还需多管齐下。一方面，要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切断过度医疗带来的超额获利的利益链条。另一方面，加强监管力度势在必行，可以将病例合规性纳入医院评级以及医生执业考核的核心指标，将有过度治疗的机构与个人拒之门外，以此来提高过度医疗的代价，避免屡罚屡犯现象的发生。最重要的是，应让医疗回归公益属性，政府可以适度加大对公立医院的投入，让医院不再为经济问题发愁，才能真正让医生专注于救死扶伤。

113份过度医疗病例敲响整个医疗行业的警钟。治理过度医疗乱象，不能停留在偶尔的抽样检查，更要展开全域溯源；不能满足于个案解决，还应建立长效应对机制。唯有让医疗行业回归“以患者为中心”的本质，手术台才能重新成为守护生命的“圣地”而非盘剥患者的“收银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