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网报道，重庆巴蜀中学桂花园学校一个班级的家委会，在两年多时间里，向46名学生家长收取了总计18.18万元的班费。

这笔摊算下来人均近4000元的费用，最终仅结余0.47万元。当地教委的通报确认了此事，对照相关管理规定，该班级家委会部分收费和支出未严格执行“一事一收”“一事一结”要求。对此，已责成学校督促该班级家委会立即清退结余费用，并规范家委会运行。

纵观整个事件，除了18.18万元这个天价班费外，“家委会”一词也被高频提及。

什么是家委会？家委会是干什么的？简单说，就是家校之间的传声筒和帮手，它既要帮学校传递通知、组织活动，搭起老师和家长的沟通桥，也要替家长反映诉求、监督校园事务，给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还能组织家长互帮互助，分享育儿经验，让家校共育拧成一股绳。

因此，一个根本的问题需要被厘清：这个原本旨在促进家校沟通的机构，它实际“方便”了谁？

从表面流程看，一切似乎都有章可循。家委会由家长代表组成，通过家长群接龙“自愿”收取，账目明细也在群内公示，资金主要用于“班级学习资料的购买、复印以及文体活动”。如果仅停留在这些形式，这似乎是一个运转有序的治理协同典范。

但问题或许隐藏在数字的异常与细节的留白之中。在此过程中，家委会的角色发生了偏移。它从一个沟通协调的中间组织，演变为具备多重功能的执行组织。

高频的收费节奏和值得推敲的支出名目，以及班主任让记者“去问学校文印室”的回应。这些事情的出现，已远超传统班费的合理范畴。这种运作模式，就可能“方便”了在模糊地带进行的经济活动。

那么，谁是这种模式的推动者？

这源于一种具体的“升学焦虑”的压力。事件发生在初三，这个节点放大了家长“一切为了孩子”的心理。当家委会以“班费用完”“购买重要复习资料”为由发起接龙时，拒绝的代价在家长心中被无形抬高。

所谓的“自愿”，很可能是在群体的压力下，不得不选择的一个烫手山芋，这也是很多家长呼吁取消家委会的重要原因，它不仅没能减轻家长的负担，反而让家长陷入了更焦虑的怪圈。

而且，学校与老师也是有可能在此结构中获得某种“便利”的。家委会的存在，客观上为学校规避了直接收取相关费用的政策风险。班主任“从不过问、没管过钱”的表态，虽可能属实，却也反映了监督责任的悬空。

将经济事务完全交由家长组织，学校得以从敏感的经济事务中抽身的同时，也放弃了对这一环节的必要监管。

这就暴露出制度监管的缺失，由5名家长代表管理，时间长达两年多，涉及数十家的大额资金，仅靠公示是非常没有说服力的。缺乏第三方监督，没有专业会计审核，极易形成封闭的状态。

通报中指出的未执行“一事一收、一事一结”，正是流程失控的具体表现。所以，要杜绝此类现象的再现，不能止于清退余款。

必须对家委会的职能进行严格规范。先要确定家委会权力的边界，其核心功能是参与沟通、提供支持，而非学校的收款代表。凡是涉及到教学有关的费用，都应该让学校出具收款明细，不仅能明确责任，也能让家长交得放心，学校收得安心。

其次，应建立完善的财务监管规则。如果确有必要收取小额班费，也应遵循“一事一收”“一事一结”原则。

最根本的，是重塑健康、清晰的家校关系。学校的本质是教书育人，家长的目的是培养孩子，学校不再因敏感的经济问题进行责任转嫁，家长也不再迫于升学压力而自愿交班费，当双方都认同家校关系是为国家培育栋梁，从而挣脱这种心照不宣的模糊状态，家委会才能从收款方回归其设立的初衷——一座真正促进孩子健康成长的家校桥梁。

这起18.18万元的天价班费事件，暴露了在焦虑驱使、责任模糊与制度缺失的共同作用下，一个良好初衷的机构如何走向异化。它的警示意义，在于我们如何让家校共育这个决策稳稳落地，只有让家委会回归它原本的作用，去真正方便家长，方便学生，方便老师，方便学校，而非让所有人都陷入麻烦时，才是真正的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