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晓东（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以下简称《纲要》）在开篇的总体要求部分提出了一个战略性目标，即促进“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之所以说这是一个战略性目标，是因为其代表了教育强国建设的一个方向，但实现目标的具体路径仍不清晰。理论上讲，这个战略性目标的本质与“钱学森之问”相通，“涌现”即“钱学森之问”中的“冒”出来。

《纲要》第十四条“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中提出，“在战略急需和新兴领域，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从用词看，《纲要》十分谨慎，对于新模式仍需进一步“探索”。

《纲要》第十二条“优化高等教育布局”中提出“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以下简称“优本扩容”）。这是以“优化高等教育布局”为目标的一项战术性举措。由于战术性举措的内涵似乎没有疑义，相关工作迅速启动。如果将“优本扩容”与“满足人民群众对上好大学的需求”联系起来，由于启动较为仓促，如何更高效地实现“优本扩容”尚未被充分研究。

“优本扩容”有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较为简单和传统，就是“双一流”高校直接经由高考扩大一年级学生录取规模，这是当下的主要路径。这条路径虽然操作简便，但本身是旧模式。该模式并未很好地回答“钱学森之问”，因经过扩容而“稀释”，更难以实现“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目标。

“优本扩容”的第二条路径是“双一流”高校从其他高校直接招收三年级转学学生，通过“转学”实现扩容。

从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经验看，这条路径有利于实现“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战略目标。民国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都经由转学促进了创新人才涌现。1926年至1930年，清华录取转学生人数占总录取人数的比例分别为10%、6%、18%、11%、21%，江泽涵、曹禺、孙毓棠等诸多创新者都是转学生。

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院系调整使得很多学生被动转学。当时出于现实需求，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突破常规转学政策和高等教育体制约束，进行了计划性转学，在极短时间内培养出大批核工业技术骨干，这些人才随后在核能基础研究等领域发挥出战略科学家的作用。这是转学模式的第一“得”。

转学也是世界科学中心形成的关键。历史上曾有两大世界科学中心，分别是19世纪的德国和20世纪30年代后的美国。这两个世界科学中心的核心特征之一，也是创新人才持续涌现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高度重视学生流动。德国教育史学家弗里德里希·包尔生指出，“德国大学的古老习俗是这样规定的：学生不应该只在一所大学接受大学教育，而是要连续在几所大学里学习。”

包尔生对当时德国大学的转学情况有所判断，认为大学转学之风盛行，学生待在一所大学的平均时间减少到3个学期，甚至更少。尤其是法学院学生，几乎每个学期就要换一所大学。

在美国，几乎所有研究型大学都招收本科转学学生，其中加州大学系统的研究型大学转学招生人数更多。此外，在本科到研究生期间，美国大学高度重视并实现了研究生的跨校流动。

转学学生在新大学只学习两年，而一年级本科新生需要在新大学学习四年。这意味着，在新增宿舍床位固定情况下，通过转学扩容，“优本扩容”的规模理论上可达到高考扩容规模的两倍，能够双倍“满足人民群众对上好大学的需求”。这是转学模式的第二“得”。

由于“双一流”高校的课程优势主要是三年级后的专业课，并不在于一年级、二年级的基础课和通识课，因而经由转学实现“优本扩容”，更能充分发挥出“双一流”和其他高校各自的教学优势，促进高校之间合理分工与分类发展，实现《纲要》“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的目标。这是转学模式的第三“得”。

2025年12月，《科学》发了一篇题为《关于获得人类最高水平成就的最新发现》的文章。该研究通过分析超过3.4万名国际顶尖人士的成长履历发现，从长期来看，青少年时期的顶尖表现者与成年后的世界级表现者，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完全重合。如果说在高考中“双一流”高校录取了一批青少年时期的顶尖者，那么唯有经转学所促进的学生流动，才能使那些少年和青年时表现欠佳的学生有机会流动到最佳发展和成长环境中。这为转学模式提供了新的实证支持，对“优本扩容”的方向选择意义重大。

因而，经由转学实现“优本扩容”才是当下值得探索的、一举多得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在已经开启的马年，小范围改革可以“马上”开始了！

《中国科学报》 (2026-02-24 第3版 大学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