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端鸿

2026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列为年度重大任务，全国两会前夕，这一议题也被反复提及。问题不在于提法本身是否新颖，而在于这一政策为何在当前阶段被反复强调。若不把历史演变与发展阶段放在同一坐标系中考查，许多高校很容易误判政策含义，甚至在执行层面出现偏差。

回顾中国高等教育过去30年的改革轨迹，可以清晰看到一条分层发展的主线。20世纪末实施的原“211工程”“985工程”，通过集中资源打造少数高峰，解决的是“有没有世界级大学”的问题。进入“双一流”阶段，分层逻辑虽有所调整，但核心仍然是强化高峰、提升国际竞争力。在这一历史阶段，分层具有合理性，因为国家需要在全球竞争中迅速确立标杆。然而，这种逻辑也在无形中塑造了等级化思维，使高校习惯于通过向上竞争获得资源。

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突破60%，普及化成为基本特征，发展阶段发生了根本性转折。规模扩张不再是核心矛盾，结构合理性与功能匹配度成为决定性因素。区域发展差异日益显著，产业升级对多层次人才提出更细分需求，人口结构变化也对教育供给提出新挑战。在这一背景下，若继续沿用单一研究型标准展开竞争，必然导致资源错配与内耗加剧。分类推进高校改革，正是在这种结构性压力下被提升为战略任务。

然而，认知层面的误区仍广泛存在。第一个误区，是将“分类”误读为新的“分层”。不少高校潜意识里只关心自己会被划入哪个层级，以及划分是否意味着地位下降。这种反应本质上仍然停留在等级思维之中。事实上，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强调的是功能分工，而不是等级排序。它试图建立的是多赛道协同，而非单赛道竞争。如果高校仍然以“是否更高”为判断标准，就无法理解政策的真正方向。

第二个误区，是把分类当作简单的定位标签。有的高校在办学章程中增加“应用型”“特色化”字样，便认为完成了分类要求。但分类不是概念修辞，而是运行逻辑的转变。它意味着资源配置规则、学科布局结构和评价标准的调整。如果发展路径仍然围绕论文数量和科研经费展开，所谓分类只是形式更新。真正的分类必然伴随取舍，意味着在某些方向上主动收缩，在另一些方向上深耕。这种战略选择恰恰是许多高校尚未准备好的。

第三个误区，是忽视区域与产业维度。与过去不同，本轮分类推进改革明确强调优化高校布局、服务区域发展和支撑产业升级。高校不再是封闭的学术单位，而是区域创新体系的组成部分。若仍然以全国统一标准衡量自身发展，而忽视所在区域的产业结构与战略定位，分类改革便失去了现实基础。分类的真正含义是让高校嵌入区域结构，而不是脱离区域竞争。

第四个误区，是将分类视为短期政策风向。部分高校判断这不过是阶段性表达，等待政策周期转换。然而，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已经被纳入教育强国建设总体布局，教育强国本身又嵌入强国建设的整体战略框架之中。也就是说，分类并非教育系统内部的技术性安排，而是国家发展结构重塑的一部分。在国家层面，它关系到创新体系分工秩序与人才供给结构的稳定性；在区域和地方层面，则关系到高校如何嵌入地方产业结构、空间布局与发展阶段，实现差异化支撑。若高校仍以短期策略简单应对，未来在国家宏观布局调整、区域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加速的背景下，付出的调整成本只会更高。

更深层的误区在于，没有意识到发展阶段的转换。过去强调“做强少数”，今天强调“协调整体”。分层逻辑解决高度问题，分类逻辑解决结构问题。当前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核心挑战不是高峰数量不足，而是体系结构与秩序是否合理。若所有高校继续围绕同一标准展开竞争，体系的功能分工将难以形成。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实质上是在构建一种功能秩序，以降低无序竞争成本，提升整体效率。

当然，制度惯性并非一朝可改。长期以来资源配置与等级身份高度绑定，评价体系围绕学术产出展开。在这种环境下，高校对分类政策产生疑虑并不意外，但历史转折已经发生。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需要多样化供给与协同机制，而非单一竞争逻辑。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不是对分层历史的否定，而是对新阶段结构需求的回应。

从分层到分类，是发展逻辑的迁移，更是认知框架的更新。若高校仍然用旧有的等级思维解读新政策，把分类理解为新的排序工具，改革必然停留在口号层面；若能够真正理解这一阶段性转折，主动在国家竞争格局中重新定位自身，在高等教育生态体系中明确功能角色，在区域、产业与国家宏观布局之间找到稳定支点，分类才可能转化为内生动力。历史演变已经给出清晰线索，当前阶段也提供了明确方向。关键不在于政策是否充分，而在于高校是否准备好跳出单一竞争逻辑，面对一场涉及国家与地方布局、分工秩序与生态结构的系统性重构。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