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半月谈》近日调查，不少线下商家在消费者不知情、未同意的情况下将其纳入直播镜头。今年2月，方先生在理发时，竟从短视频平台刷到自己烫发中面部清晰、对话外泄的画面。无独有偶，武汉市汉阳区法院则审结一起案件：一女子就餐时被探店博主拍摄，当场明确拒绝入镜，一年后影像仍出现在百万播放量视频中。法院认定平台侵犯肖像权，判令赔偿精神损失费1万元。

这些案例揭开了直播生态中一个尖锐的问题：当直播镜头在公共空间无差别扫过，普通人正被异化为流量生产资料，而“默许”这门围观生意的，远不止主播个体。问题的核心在于：究竟谁在纵容这场没有边界的围观？答案是，在注意力变现的直播链条上，平台算法、商业利益与模糊的法律地带，正合力将路人推向流量的漩涡。今天，任何出现在街头、餐馆、理发店的人，都可能一无所知地被拉进公开围观，其神态、口音、窘迫被包装成“节目效果”，弹幕中飘过的羞辱性评论，在算法眼里等同于可贵的互动数据。

公共空间从来不是“法外之地”，公共场所里的个人依然享有肖像权、隐私权与人格尊严。然而，移动直播的泛滥正在制造一种危险的错觉：打开摄像头，眼前一切皆为可自由取用的素材。一些主播刻意将镜头对准老年人、不善言辞的消费者，以放大他们的局促为乐。“谁反应大就拍谁，谁好欺负就拍谁”，这种选择性曝光是一种赤裸裸的流量狩猎。更隐蔽的共谋来自平台算法——争议性、猎奇性内容最易被推荐，停留时长和互动率成为核心指标，默许甚至激励主播制造“围观感”，把普通人矮化为谈资与笑料。

被围观者缺少的从来不是法律条文的保护，而是被尊重的基本权利与边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就明确规定未经同意不得公开他人肖像。但如《半月谈》所指，违法成本过低——消费者投诉成功，商家删除视频、口头道歉即可了事，引流收益却已落袋为安。武汉汉阳的判决释放了积极信号：平台不能以“技术中立”为由免责，明知或应知侵权而未采取必要措施的，必须承担连带责任。但个案突破要形成普遍震慑，仍需规则与技术两端共同发力。

制度化治理须走三条路径：其一，建立强制性路人出镜告知与同意机制，平台以技术手段对非主播人员进行模糊处理，赋予路人“一键拒绝被直播”的权利。其二，提高违法成本，引入惩罚性赔偿，对恶意利用他人窘态获取流量的行为，让侵权者付出实质性代价。其三，压实平台实时审核责任，将“恶意围观类”直播纳入重点巡检，对引导羞辱弹幕、消费他人弱点的主播果断限流、闭播直至封号，切断流量机制对侵权的变相支持。

技术可以模糊边界，法律和文明必须划定底线。烟火气若建立在对他人尊严的消耗之上，便不再是生活的真实，而是流量的暴力。一个路人出现在街头时不被消费性围观，这不是额外的保护，而是数字时代每个人都应守住的基本体面。今天被挂进直播间指指点点的，是陌生路人；明天画面里茫然无措的，可能就是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