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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不该成为家校沟通的“第一选项”

 2026/11/16 8:53:56 《科学时评》 作者:红网 李祚伊 我有话说(0人评论) 字体大小:-│+

据央视网报道,近年来,部分不实、非理性举报,让不少学校和一线教师陷入困扰。今年10月份,媒体披露了一则校园举报事件:原班主任休产假,学校安排新教师接任,有家长因此质疑,“老师一定要生孩子吗?能不能保证新老师不怀孕?”

生育是法律保障的基本权利,此刻却成了一名教师需要向家长“报备”甚至“承诺放弃”的岗位条件。

这封举报信之所以让人觉得荒谬,根源在于,当举报的成本低到几乎可以忽略,而被举报者的代价高到足以改变一个人的职业姿态,举报就不再是监督,而成了一种无需负责的施压工具。

据半月谈报道,西南某基层教育局提供的台账显示,今年1至8月,该局共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经调查,仅7起举报基本属实。虽然,绝大多数举报经不起核实,但海量的无效投诉会占用大量行政资源,更会在层层传导中重塑着学校、教师的行为选择。

不少学校在周会、月会上复盘各地的举报案例,不断调整日常教学管理的尺度。学校出于考核、维持稳定的现实考量,把规避投诉风险放在越来越靠前的位置。整个教育系统在被动适应“举报风险”,这是非常可怕的。

压力落到教师身上,表现在教权的收缩。有老师批评学生之前要先夸一顿,课堂上不敢大声,也不敢有情绪,说话只能哄着喊“宝宝看黑板”。教师在管教之前,会先在心里考量“会不会被举报”,而不是“怎样教育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合理的惩戒、劳动教育、纪律约束便开始悄无声息从日常中退场。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套风险规避也会被新一代学生完整地承受。当老师陷入“不敢管、不愿管、不能得罪”的困境,最先受影响的从不是教师群体,而是正值成长阶段的学生,他们得到的是不敢纠错的老师,学会的是“谁大声谁有理”的规则。

有家长认为,选择举报源于一种顾虑:担心当面提出意见孩子被“穿小鞋”,举报才是最有分量、最安全的表达方式。举报渠道本身不该被否定,它是公众监督失德失职的兜底工具,该用的时候必须管用。

问题在于,当它从兜底手段变成家校沟通的“第一选项”,正常沟通的空间就被挤占了。防御式教学、保守化管理,学校的“风险规避”越来越熟练,滥用举报的家长也会越来越肆无忌惮,投诉的内容也就越来越无理,越闹越容易得到回应,举报就显得越有效,讲理就显得越低效,反而陷入了恶性循环。

我们正在把学校过度“服务化”,但家校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公立基础教育是面向全体孩子的公共事业,追求的是普惠公平、整体育人,不是满足每个家庭所有个性化期待的私人服务。

把公共教育商业化、服务化,必然不断撕裂家校共识。教育回归公共属性,才能摆正家校双方的位置。

破解困局,不能简单堵上家长监督的通道,而是要搭建多元、前置的沟通平台,让分歧能通过对话化解。教育主管部门也要完善举报甄别、澄清、追责的整套制度,既要支持合理的监督,也要让恶意滥用举报的行为承担相应代价,重塑权责对等的规则。

滥用举报正在制造一套校园的“风险规避文化”,但教育不能在无休止的风险避险中步步后撤。一个把“不出事”放在第一位的校园,看似安全,实则在用孩子的成长空间为成人的焦虑和系统的惰性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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