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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学生“慢科研”,应先把手里的尺子亮出来

 2026/11/18 13:35:44 《科学时评》 作者:红网 路艺佳 我有话说(0人评论) 字体大小:-│+

11月17日,《中国科学报》报道了一件事,一个刚上大三的本科生,手里已经有一篇投到ICLR的一作论文。面试时,老师问他四个问题:这篇论文研究了什么,为什么要做,此前的研究差在哪,创新点在何处。他一个都答不上来。

追问下去才知道,想法是一位博士生给的,他负责跑实验,两个月做完。为什么这么急?“周围同学已经投了很多文章。”他回答说说,自己感到非常焦虑。

10月16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工学院副教授韩晓光联合100多位计算机、人工智能领域的教师,发起《学生“慢科研”联合倡议》,主张只有一条:研究生招生别再拿论文数量当考核标准。

初衷不坏,甚至很准。论文通胀已经到了荒唐的地步:有学生听说申请港校博士要3篇A类论文;有人为了保研,大二进组,3个月速成AI,攒出两篇一作,整个3月发出300多封“套磁信”,同时在线实习5所高校的6个课题组;还有课题组一次拉200多名学生进群,再层层筛。

可一个月后,舆论反了。学生翻联署名单,翻出了拒绝过自己的老师,也翻出了发刊不少的教授。“上车了就把车门焊死”“何不食肉糜”,骂声劈头盖脸。

骂得不体面,但问到了点子上:你们让我慢,凭什么?

学生不是不想慢,是不敢慢。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长聘副教授黄亚婷把账算得很清楚:一次完整的学术训练,从读文献、做实验到投稿、审稿、录用,一年半载是常态;而学生必须赶在大三夏令营开门之前,把有竞争力的材料递上去。两套时间轴,对不上。你跟他说“慢慢来”,他听见的是“你先出局”。所以“提早规划”早不是选择,用黄亚婷的话说,“已经演变为一种维持基本竞争力的生存策略”。

更难受的是,尺子在谁手里,学生看不见。老师看什么、怎么排序、几篇算够、参与多深才算数,全在“黑箱”里。学生手上只有三样东西:往届上岸者的简历、社交平台的经验帖,和那条真假难辨的传言——“3篇A会”。一边是黑箱,一边是明码标价,换你你信哪个?

今年9月,ICLR2027摘要提交截止,OpenReview上的编号破了6万,比ICLR从2013年创办至今历届投稿量加起来还多。尺子越模糊,学生越只能往数量上加码,这就是代价。

所以争议的焦点,从来不是“该不该慢”,而是“谁有权要求别人慢”。

倡议要成立,签名的人得先自证:我招生看什么,看不看论文数量,有没有给自己的学生划过“3篇A类”的线。韩晓光接受采访时说,他筛简历不看篇数,曾有手握三四篇论文的学生来投,他直接拒了。联署的薛天帆也说,两篇和四篇的差别没那么重要。这话都对,也有分量——可它是采访里说的,不是写在招生简章里的。学生要的不是一句“我不看重”,是一份能核对的规则。

好在,韩晓光自己留了出口:“与其说是慢科研,不如说是深科研。”他还说过一句更狠的:学生判断自己的水平时,“被绑在了论文这把尺子上”。

那就先动尺子,再劝人。推免评价里,把论文数量的权重压下去;面试评分表里,加一行“是否走完一个完整科研周期”;面谈时多问一句“你为什么做这个”,把“是不是一作、参与多深”问到底。评价一动,行为才动。只劝学生慢,是把结构问题说成了个人修养问题。

那个答不出创新点的学生,不是坏学生,是被尺子量出来的学生。你不能一边拿尺子量他,一边怪他长歪了。想让他慢下来,要先把手里的尺子亮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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