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相

据澎湃新闻报道，有消费者反映称，在江西南昌电信营业厅，办理电话卡时遭遇了令人费解的要求：除身份证外，还需提交工作证明、营业执照、银行流水、房产证，甚至“无犯罪证明”等额外材料。这套以“反诈”为名的严苛流程，表面上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实则已背离法治精神的核心。当公民行使最基本的通信权利时，竟要先“自证清白”，这无疑是对“无罪推定”这一法治基本原则的背离。

面对质疑，运营商始终以“反诈工作需要”为托词，却无法提供任何具体的政策依据。从客服到营业厅人员的语焉不详，暴露出其行为的随意性。有专家指出，现行法规仅要求实名认证，未授权运营商强制索取“无犯罪证明”等额外材料。根据相关规定，“无犯罪证明”主要适用于服兵役、入党、招录公务员等政审，并不包含办理电话卡这类日常事务。将打击犯罪的责任转嫁给普通公民，要求每个人“自证清白”，本质上是对公民通信自由的变相限制。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要求背后潜藏着“有罪推定”的思维逻辑。现代法治文明的基石在于，公民在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前，都应被视为无罪。而办卡先“自证清白”的做法，恰恰将办卡公民预设为“潜在犯罪嫌疑人”。正如不能因为存在交通事故，就要求所有人在考取驾照、获得上路资格前额外证明驾驶能力；同样不能因为存在电信诈骗，就要求用户在办卡时“自证清白”。这种“一刀切”的管理方式，看似高效，实则是以牺牲公民权利和社会信任为代价。

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现象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据记者实测，在一些地方，办理电话卡仅需身份证和基本实名认证，流程简洁规范。即使在一省之内，审核标准也存在明显差异，同时还存在线上线下的“双重标准”，通过运营商APP办卡畅通无阻，线下却层层设卡。这种反差充分说明，当前问题并非技术不可为，而是管理理念出现偏差。当某些地方以反诈之名不断加码时，实际上是在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取代精细化管理。

破解这一困局，须让公共政策回归法治轨道。当务之急是叫停所有于法无据的“加码”行为。工信部门应推动建立“全国基本标准+地方风险分级”的管理机制，对一般用户采用身份证验证、名下卡数核查等标准流程，仅对确有异常的行为启动更严格审查。各地经信、公安等监管部门应当明确划定反诈工作的权力边界，严禁将“无犯罪证明”等非法定材料作为办卡条件，同时大力整顿运营商强制收取高额预存款等违规行为。

在当今社会，电话卡不仅是通信工具，更是参与数字生活的通行证。当办理电话卡需要以牺牲人格尊严、接受“有罪推定”为代价时，我们所追求的安全已经变质。打击电信诈骗需要政府、运营商和公民个人三方合力，但正义的目标须通过正当程序来实现。以安全为名，要求公民“自证清白”才能办卡的做法，不仅于法无据，更违背了建设法治社会的初心，这股风气必须彻底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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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红网 陈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