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就大学校内机构改革来说，今年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莫过于媒体所谓的“教务处没了”。虽然这个说法出自“标题党”，却也揭示出一个事实：在一些“双一流”大学中，原来作为重要机构建制的“教务处”被撤销，并被其他机构归并或替代。

改革教务处并非始于今年。早在5年前，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双一流”大学就开始着手实施，只是方式上略有差别。再往前推，复旦大学等名校以“书院制”推动本科教学管理体制的改革，则是在20年前。

目前，被撤销的教务处大多有两个替代机构——教务部和本科生院，而后一类“撤销-归并”的模式更为常见，“教务处没了”也主要指这一类。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些大学就已经成立了与本科生院类似的“一年级部”，具体负责全校的基础课教学。“通识教育”也差不多是几年后成为一种“时尚”在国内大学推广。不过，由于在人才培养的理念和模式上一直未能形成共识，各校在教学管理方面仍各行其是。

从某种意义上说，2020年至今的这一轮教学管理机构调整，延续的是20年前的建制思路。但由于各校的实际情况不同，管理者的行政习惯亦有明显差异，所以建制相似，但做法上可能完全不同。换言之，分辨有关“教务处没了”的改革合理与否，是“真改革”还是“换汤不换药”，需依据以下三个标准衡量。

第一，人员多了还是少了。

教务处一向号称“天下第一大处”， 也的确是高校中规模最大、事务最繁忙的部门之一。

有评论认为，此番归并本科生院后，“人浮于事”的局面将会改变，这实在是冤枉了教务部门。客观地看，教务处事务繁多，“人浮于事”未必。这些年，大学教务部门不断扩张，造成“处”下有“处”、“科”下有“科”，工作人员规模膨胀却疲于奔命的局面，主要缘于太多与教学无直接关联的“周边事务”耗费了大量精力。他们并非“人浮于事”，只是没有边界感，因而没有忙到该忙的地方。

因此，作为机构改革的一环，如果越改人员越多，就没有改革的必要了；只有真正做到人员精简，才能让教学管理重回正常轨道。

第二，权限大了还是小了。

管理权限大，必然事务繁多，而人人施展权力，必然越管越细。

近年来，教务管理部门不仅引进有违教育原则的智能设备监控课堂教学，还将管理触角延伸至课程内容本身，并且制定出许多非教学导向的课程管理规定。然而，教学效果事与愿违，教学水平不容乐观。

实际上，教务管理的权限变大，教师的教学空间必然变小；缺少教学空间，教师就没有发挥余地；没有发挥余地，就没法展现和提升创造力、想象力，这一切最终都会导致教师失去教学热情和积极性。

以前曾有“躺平”的大学生高呼“60分万岁”，如今，在不合理的教务管理方式下，教师的教学恐怕也会向“不迟到、不早退，不用心、不用力”的“60分”标准靠拢。关键是真正在授课上勤勤恳恳、表现突出者没有获得政策倾斜；到处跑课题、捞奖项，甚至瞄准政策空子的钻营者反而得到鼓励。

因此，调整教务管理权限，取消与课堂教学无关、可有可无的评估、检查、评奖以及教改项目，让教师重掌课堂，成为课程的主人，才有利于调动教师教学积极性，进而提高大学的教学水平。

第三，思维变了还是没变。

此番“教务处没了”式改革在宣传力度上不可谓不大，诸如从“撤销建制”到“大部制整合”、从“职能扩张”到“微观重构”、从“分散管理”到“系统协同”、从“职能分割”到“资源整合”等抽象名词，让人眼花缭乱。

其实，任何改革面对当下大学的基本状况和问题时，都要遵循大学基本的教育理念。这些改革也要基于思维的转变。精简机构和人员，以及调整教务管理权限也是如此。

精简管理机构不仅是让大学回归教育的重要一步，也是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前瞻性布局，而调整教务管理权限则建立在对大学管理原则的理解之上，其体现的思维特征就是要遵守现代大学制度，由“管理”师生转向“服务”师生。因为大学教学管理部门的服务意识不仅是大学教学水平的基本保障，也是教师教学积极性和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的前提条件。

当下的大学行政存在两种“作为” ——“有意义的作为”和“无意义的作为”。前者聚焦于解决大学自身存在的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问题，着眼的是大学的未来；后者则只顾眼前的政绩，是典型的形式主义。通过以上三个标准，不只是校内师生，哪怕是一般关心大学成长的公众，也能衡量出“教务处没了”式改革的虚与实。

《中国科学报》 (2025-10-14 第3版 大学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