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永杰

在新媒体时代，舆论让地方政府“又爱又恨”，他们既希望借助流量为地方发展增力，又害怕被负面舆论反噬，甚至因此产生了“舆情恐惧症”，为了扑灭舆情，费尽心力。

早些年，回避型处理比较多见，一些地方遇到舆情更习惯采取拖一拖的冷处理方式，但结果往往是越拖越大。慢慢地，人们也意识到时代不同了，一问三不知堵不住悠悠众口，于是有的选择“硬扛”，明明有问题，却咬定说不是事实，结果最后被打脸。有的答非所问，对舆论最关心的事情一笔带过，却就边缘细节长篇大论，而舆论发酵仍愈演愈烈。还有的希图息事宁人，不管是非对错先道歉为上，反而引发次生舆论灾害。

以上种种，其实都是舆情焦虑的表现，都是为了应对舆情而想出的不恰当的应对方法。我们要批评这些现象，更应分析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

这其中既有地方政府政绩观的问题，也应该看到“舆情恐惧”的一大心理动因是怕被问责或被要求说明情况。一些地方和部门有“舆情洁癖”，甚至搞“零舆情”考核，出现舆情似乎就成了事业的污点，于是对舆情的恐惧层层下压，一有风吹草动就惶惶不安。

当下舆论场日趋复杂，这就要求我们对舆情也要具体分析，不能一刀切地泛化问责。

比如前些年一些城市因为基础设施集中更新建设，给群众的出行造成一定不便，被网友们编出各种段子吐槽。但数年过去，当这些基建投入使用后，人们又发现正是那几年顶住压力的建设，才给城市发展打下基础，让市民的生活更加便捷畅通，也才理解当初政府的决策。

“周公恐惧流言日”，类似这样的情况，就要求我们要全面看待舆情，对干部要从更长周期和更高维度去考察，不能唯舆情论，要给他们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干事创业空间，乃至适当容错。

而一旦因为各种原因确实产生了舆情，那么最好的应对之道其实就是真诚。

同样是面对突发事件，有的调查通报详细周密长达数千字，群众关心的细节、舆论场的谣言都一一回应，对当事人的处理也妥善恰当。这样的通报可谓大巧不工，只要如实将自己所做的工作披露出来，群众自然会信服。而另一大类通报，或语焉不详或躲闪遮蔽，想用几行字来敷衍公众，这样的处置方式即使技巧再多，也难以得人心。

归根到底，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与其把很大精力放在应对舆情上，搞得人困马乏，不如踏踏实实把本职工作做好，社会安定、法治畅通、经济发展才是消弭舆情的根本之道。

你所付出的每一份努力，所完成的每一项工作，或许并不会立刻得到认可，但早晚会被人们看见。一个浑身都是“技巧”的人，或许一时会获得掌声，但玩久了难免会招来嘘声，毕竟人心才是最大的政治，群众的口碑决定一切舆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