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爱生

近日，国内某高校著名教授因为一则帖子而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网帖显示，该教授41年间共发表1226篇论文，平均每年29.9篇，并称其已是全球产量最高的文科学者。对此，该教授则发帖回应，他并非发文最多者。有人做过统计，2024年（数据统计截止到10月）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CSSCI，即C刊）来源期刊发文最多的学者中，该教授仅排第四。

这场论战且不论谁是谁非，有一个现象不容忽视——在有关部门大力“破五唯”（核心是破“唯论文”）的背景下，很多知名学者仍以近乎疯狂的速度发表论文。该现象背后潜藏着一些隐忧。

“破五唯”任重道远

按道理讲，在某些领域成名的学者往往已“著作等身”“功成名就”，完全不需要通过大量发表论文来证明自己的才华与学识。他们理应减少发文量，转而做一些更具原创性、更具挑战性的课题。对此，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徐开彬就曾呼吁：国内的知名学者要做减法，尽量少发论文，尽量只做别人做不了的研究。只有知名学者带头少发论文，国内学术界才会真正由注重数量转变为注重质量。

我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强调榜样的作用，学术界亦是如此。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在论述其“从游论”思想时曾这样描述：“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试想：作为著名学者的“大鱼们”大量发论文，会对从游的“小鱼们”起到怎样的示范作用？

既然如此，著名学者为何还乐此不疲地发表论文？答案只能留给当事人回答。但这一现象的存在，恰恰说明我们的学术评价体系整体上还处于拼数量的粗放式阶段，离真正的“破五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国家层面出台了相关“破五唯”政策，但由于长期以来，“五唯”现象在学术界和社会中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认知模式，导致无论是学者个人还是高校都难以打破路径依赖。

事实上，不少高校虽然表面上赞成“破五唯”，但表里不一。比如，一些高校挖人文社科学者的方式简单、粗暴——先到学术网站上找到不同学科领域C刊发文量最多的学者，然后从高到低排序，最后花高价从中物色人选。

“僧多粥少”愈演愈烈

在国内学术领域，“内卷”可能是学者们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无论是报课题、报奖，还是发论文，普遍感觉竞争越来越激烈。

事实的确如此——以C刊为例，其发文量在2009年达到最高峰（102163篇），此后不断走低。至2023年，C刊发文量降为69141篇，降幅超过30%。同时，国内人文社科学者的数量有了大幅增长。据统计，全国高校专任教师总数从2010年的134.31万增至2023年的207.49万；全国高校研究生总数从2010年的153.84万增至2023年的388.29万。

尽管以上数据是一个总数，不分学科，但不妨碍我们作出如下推断：过去10余年，人文社科学者和研究生数量有了大幅增长。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需要C刊论文作为“通行证”，因为它与课题结项、职称评聘、绩效奖励、毕业要求等高度相关。

一边是越来越少的人文社科核心期刊版面，一边是日益增多的人文社科学者，“僧多粥少”由此产生，但这不是事实的全部。很显然，著名学者是不缺“粥”的。许多C刊为了提高文章引用和转载比例，倾向于刊发著名学者的文章，甚至花重金向这些学者约稿、组稿。某C刊主编曾对外透露，其刊发的文章中90%为专家约稿。这意味着大量普通学者，尤其是初出茅庐的博士生、年轻教师只能“瓜分”余下不多的C刊版面。

更残酷的是，一些人甚至连“喝粥”的机会都没有。这是因为国内一些核心期刊表示，不刊发研究生为一作的论文或普通二本院校作者的论文。这导致普通学者承受着更大的心理负担与发表压力，使他们不能在学界站稳脚根并崭露头角。

“海外发文”日益风行

据统计，2023年我国学者在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刊物发表了44050篇论文。这是相当庞大的一个数量。以前，国内往往只有一流大学的学者、海归学者在SSCI发表论文，现在这一趋势已蔓延到国内二流大学、三流大学，不仅年轻教师“出海发文”，而且博硕士研究生们也纷纷“出海发文”。

何以至此？是大家不想“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吗？显然不是，因为在国外发文不仅要克服语言障碍，而且还要改变个人的研究旨趣以迎合国外学界，甚至还要被国外刊物收取价格不菲的版面费。

此举背后有主次两方面的原因：主要原因是前文提到的“僧多粥少”问题，少数著名学者占据太多学术资源，留给普通学者的版面极为有限。国内不少学者发现，除了SSCI一些顶尖刊物难发之外，一些普通的 SSCI期刊的录用率比C刊还要高。对于这些普通学者来说，与其在国内“卷”，不如到国外“闯”。

次要原因是国外学术期刊审稿用稿制度更为规范。许多学者表示，国外期刊审稿一不看作者头衔，二不看作者单位，一切都一视同仁，从而保证用稿的公平、公正。反观国内，不少期刊存在明显的作者歧视现象，而且许多期刊对普通投稿者十分不友好，缺乏反馈机制。

国内学者大规模地在“海外”发文，对于个人来说，或许是一个理性选择，但于国家、社会则是巨大的损失。这些“出海”的论文质量虽参差不齐，但不乏精品佳作。但由于国外出版社的垄断、语言的障碍，它们中的大部分并未对国内社会和学界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这些论文不仅花费了个人大量的精力与时间，而且花费了纳税人的钱（很多是用国家课题经费支付版面费）。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国内的图书馆又要向国外出版社、杂志社支付天价的订阅费，以获得阅读和下载权。

“学术阶层”分化对立

曾经，谈及著名学者，我们总是倾向于用“高山仰止”“虚怀若谷”“德高望重”等崇高、温暖的字眼加以形容。这种美好往往源于今人对过去的学术大师们的尊敬与喜爱。我们折服于他们深刻的思想，钦佩于他们君子般的为人。也正是基于对学术大师们人品与学识的信任，才有了梅贻琦的“从游论”。

当下，国内著名学者往往拥有国家级“帽子”，可谓是学界大师级的人物。然而，不见广大普通学者“从游”，这些著名学者反而成为普通学者鞭挞的对象，甚至被一些人痛批为“学阀”。

这种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学术界的分化与对立：以著名学者为代表的学术群体拥有学术话语权，占有大量稀缺资源，并且享有极高的薪酬待遇；与此同时，更多的普通学者则处于学术底层，在学界苦苦挣扎，难有出头之日。在这种矛盾下，处于学术底层的普通学者，往往痛恨那些成名成家的学术“大咖”，尤其是在自己历尽千辛万苦一年都发不了一篇C刊，但知名学者一个人一年就可以发几十篇C刊论文的情况下。这何尝不是一种另类的“仇富心理”？

行文至此，我们不禁要问：学术界何以分化至此？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学界的对立？学术阶层的分化对立，对于人文社科的发展到底有何影响？我们又该如何重建学术共同体？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高质量教育发展研究院教授）